打扫细节,测度人心:读南帆的散文--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9-09-25

散文在今天是一种繁荣的文体。写作者众多,发表、出版的数量也惊人,整体的面貌却并不令人满意。尤其在散文的语言上,讲究、节制、有个性的文字,其实不是很多。我以为,散文的语言,在本质上应是优雅而富有美感的,粗糙和夸饰是散文的大敌。因此,散文要写得好,不仅要面对一个有意味的实感世界,还要面对一个优雅的语言世界。

散文当然也可用粗砺或炽热的语言来写,但更多的时候,它的面貌应是平实的,朴素的——作为一种简单、自由的文体,话语的喧嚣总是和散文无缘,散文更像是一种日常的说话,或者与邻人间的交谈,实在,隐忍,质地清晰,带着作者的身体气息,也呈现一个人的性格和学识。因此,散文写到一个地步,读者很容易就在这个人的文字中,读出一种情怀和雅兴来,文风上的,以及生活上的。这似乎成了辨识一个人散文品质高下的精神路标之一。

散文确实是一种文雅的艺术。俞平伯出版散文集《燕知草》时,是周作人作的跋,他在这篇跋里称赞俞平伯的散文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他把这种文学意味就概括为“雅”:“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1]自然、大方的风度,不仅指语言,它更是一种精神气度,一种松弛、宽广的心境。雅致的语言,必然是从一种文雅的心灵里来,所谓文心和人心的合一,并非一句虚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的“雅”,关乎心灵的密度和广度,也关乎语言如何塑造心的形状。正基于此,王统照才有“纯散文”一说,他认为,“纯散文没有诗歌那样的神趣,没有短篇小说那样的风格与事实,又缺少戏剧的结构”,但能够“使人阅之自生美感”。[2]

“美感”一词,和“雅致”大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种话语风格,也是一种心灵修辞。

在我看来,“美感”和“雅致”,一直是散文写作的核心品质——这样的看法,或许是陈旧的,但散文写作本身在当代就像一个活着的古典神话,与其说它的革命方式是前进的,还不如说是后退的。后退到“美感”和“雅致”中,这对于日益粗糙、浮泛的当代散文现状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纠正。

南帆的散文令我颇感兴趣,正是因为我对散文的这种观察——他的散文,多为优雅而有美感的文字。他既重历史疑难的探询,也重现实人心的解析,正如他的笔墨,既有批评家的睿智,又有散文家的自得,这使得他在历史与现实、理性与感性之间,穿梭自如,有着一个学者不多见的优雅和沉实。

我喜欢读这样的文字。清晰而准确,隐忍而节制,没有怒气,拒绝夸张,不人云亦云,也不斤斤计较。他写作视阈的宽广,见证的正是他生命的厚度,这一点,在他的散文写作中表现尤为明显。有论者把南帆的散文称为是“审智”散文,这大约跟南帆的学者身份有关,对照南帆的散文,确实不乏“直接从感觉进入智性的思索”的妙笔,“他最为精彩的发现是从现象出发进行直接抽象,而不是从文献出发作间接演绎”[3],说他的散文“审智”,显然不失为一个精准的概括。

然而,智性的下面,并非没有感情和体温。比起批评文字的冷峻来,南帆的散文更近人情,更见个体生命的真实刻度。“他的冷峻和理性,来自于他对生活真相和思想疑难的不懈追问,如同他隐忍、深微的生命体验,往往通过智慧的细节解读和符号分析,走向清晰、透彻和宽广。他活跃的探索精神,拓展了散文的文体边界;他沉静的语言,既有思索的欢乐痕迹,也有洞悉事物本来之后的感伤。他出版于2004年度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通过描述一段正在消失的父辈的人生,有力地呈现出渺小人群与巨型历史之间的裂缝和错位,并对个人的创伤记忆、时代的内在迷乱给予了真切的意义关怀。他所揭示的时代对人的微妙影响,以及人与历史互相改写的复杂境遇,既是对亲人的沉痛追思,也是理解当代现实的重要参照。”[4]现在看来,个人在时间和历史面前的无奈、沧桑和沉痛,一直是南帆散文写作的重要母题,他的文字,许多时候正是探查人被历史磨碾之后所留下的碎片和叹息,并由此返照出人在现实面前的隐秘困境。

《辛亥年的枪声》是南帆的一本散文集,在其主要篇章,如《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中,历史依然是他难以释怀的主题。此外,书中的许多篇章,还洋溢着南帆对日常事物的浓厚兴趣——围棋,乒乓球,摄影,书,金鱼,甚至数字。因此,《辛亥年的枪声》一书,不仅关涉南帆对历史、故土和先贤的追思,它也书写日常生活和渺小事物背后的散淡心事。无论事大事小,情深情浅,背后潜藏的都是南帆那智慧的面影——他不会因为介入重大问题的思索,而忽视对细节的发现;也不会因为流露出对小事的警觉,而遗忘生活背后那条长长的历史阴影。他也犹疑,那是因为真相的消隐,正如他偶尔的幽默,往往是为了缓解内心的迷茫。

这个迷茫,常常出现在他面对历史时的那个瞬间。“历史”二字,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大词,是材料、事实和铁证如山的现场,因此,写作历史大散文的人,一般都会显露出一种独断的文化自信。南帆笔下的历史,却呈现着完全不同的面貌。他承认历史比绯闻更伟大,但并不简单地把历史等同于客观的事实、严密的考证,相比之下,他更关心人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以及人在历史的缝隙中依然还残存的个人气息。他说,“许多著名的先辈冻结在历史著作之中,庄严肃穆,矜持而古板;只有在传说之中,他们才真正活起来。”为此,即便在诉说正大的历史,南帆也对传说保持着浓厚的热情,比如他在讲述“有些温情的林纾”时,就坦言“没有必要用呆板的考据求证传说”,“传说不是证明细节,而是证明这些先辈没有退出生活。传说也是历史——这是盘旋在人们心中的另一种历史。” [5]

正是对“另一种历史”的持续关注,南帆一系列谈论历史人事的散文篇章,才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情世界。

在《辛亥年的枪声》一文中,南帆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广州起义这一事件的影响和意义上,而是突然对林觉民的内心轨迹有了兴趣。他称林觉民为“乡亲”,这个人,有血有肉,豪气干云,慷慨悲歌,一剑封喉,既是铮铮铁汉,又有一副旷世柔肠——他的《与妻书》写得情意绵绵且正气凛然,比起这颗浩大的悲心,历史反而显得渺小起来。生离死别,轻吟低诉,天井的腊梅,窗外的月影,“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这样的林觉民,使庄重的历史变得生动、真切,带着体温,挂着泪痕,个人开始在历史的裂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传统历史描述的补充。

补充就是发现。和历史考证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散文写作面对历史时所匮乏的正是发现和理解。

一个散文家笔下的历史,如果体积过于庞大,他必然会取一种“去纠正”的写作态度,相反,如果他从一条细小的缝隙进入,就会取“去理解”的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这样的散文,视角是小的,但由于作者所选择的点可以准确地将自身的力量集中起来,反而有可能通达一个广大的世界。因此,我尊敬那些谦卑地“去理解”历史的人,这表明,他们在历史面前的感觉不仅没有板结,而且还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卡尔·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一书中说:“好的历史学家会增强这种好奇心,他会使我们想去理解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人们和情境。”[6]

好的散文家也是如此。

清醒的史识,个人的理解力,发现者的情怀,这些永远是散文在历史面前必须具备的话语姿态。“历史是由无数段落草草地堆砌起来的,没有人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填塞在哪一个角落。古往今来,多少胸怀大志的人一事无成。如果不是历史凑巧提供一个高度,即使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燃成一把火炬,照亮的可能仅仅是鼻子底下的一个极其微小的旮旯”[7]——这样的历史表述,使历史开始向文学转化,或者说,历史获得了一种文学般的动人面貌。

历史需要的是求证,而文学则允许假设和想象。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是个青年才俊,素来喜好吟诗作赋,后来听从梁启超的规劝弃诗从政,不幸殉难。说到这里,南帆不禁假设:“如果说,林旭专攻词章之学,哪怕成为游历边塞、出入青楼的浪荡文人,是不是反而有机会尽享天年?”林觉民不负天下,但负了一人,这人就是他的爱妻陈意映。面对他长笑而去的身影,南帆问道:“他挥挥手将陈意映抛在彼岸——他有这个权利吗?”南帆总是通过假设和追问,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疑难和不安。面对历史时如此,面对现实时,他同样无法打消自己对于很多貌似合理的事物的疑虑。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一切僵化的观念史失去了信任,他的写作才会有意无意地去留心生活细节和现实可能性。

对细节的在意和警觉,以及关注细节背后那意味深长的思想玄机,这是南帆散文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正如他习惯把“枪”、“墙”、“麻将”、“躯体”当作文化符号进行“寓意分析”[8],他在描述一种日常人事的时候,也重视用细节作为精神表达的通孔。比如,当他说到外婆的死时,会联想起“一张床从此空了”,“家门外面的社会如同疾驰的列车轰然作响,但外婆已经无力搭乘”,“她的八十几年默默地流失在几个院落和几个厨房里面”[9]——床、院落和厨房是现实情境中的细节,而列车则是一段人生旅程的隐喻;当他说到“消失的巷子”时,会联想到旷野,“置身于无边的空旷,一个人和一丛草或者一个石块没有什么差别”[10]——巷子使人亲切,旷野则令人产生孤独感,而在一种广大的孤独中,人与草木、石头都因为渺小而变得平等。此外,南帆在散文中还说钱,论吃,思考数字和摄影对于现代生活的微妙影响,涉猎广泛,但他从不抽象地谈论和思考,而是善于在经验的丛林和细节的描写中发现曲折的小径,使读者在会心一笑或若有所思中获得智性的愉悦。

如果说理论是对思想问题的重大发言,散文更多的就是打扫生活的细节,清理思想的碎片。散文被称为是业余的文学,就在于它常常是一种生活偶得,难以制作,也拒绝虚构,如朱光潜所说,“心里怎么想,手里便怎么写”[11]。南帆的散文多为有感而发,有着强烈的现实感,不空洞,不滥情,所写文字,均在陈述人事,测度人心,因此,他的散文有着鲜明的文体意识,却又不流于形式和辞藻,他的写作底座,始终贯注着对人的关怀。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这话记在《文史通义》里,说的正是中国的散文。也就是说,以文写人事、述人心,实为散文的正统,而以文写文则迹近语言游戏。看一个人的文气,当然要检视其心气,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讲文学的方法。[12]归有光从《史记》中意会到了写文章的秘诀,曾国藩在文章上主张学《汉书》,其实看重的正是作者不同凡响的心气。

我以为,多年来坚持散文写作,也是南帆暗中积聚心气的方式之一。

南帆的理论文字细密冷静,动情之处不多,但他的散文,往往会毫无设防地泄露出他的心事和情怀——这是一个学者极为美妙的一面。梁实秋说,“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心声翻译得好的散文,往往就有“澄清澈底”的风格。[13]南帆的散文,大概是称得上“澄清澈底”的,有细节,有情怀,更重要的是,无处不在地透露出一种智慧的警觉。

这样的话语表情,所翻译出来的,是一个现代书生的理智和旷达,值得品味。或许,一些读者会觉得,南帆的散文,有时因为过于隐忍,而失去了在事物内部长驱直入的快意;有时他对事物的习惯性警觉,又使得他的一些文字显得过于工巧——他的长文气韵严正,下笔沉重,多为雅文,美感和智性并重,然这样的风格一落实到短文、小品文的写作中,有些则显得有意为之,说理有余,佳趣不足。有些人适合写长文,如余秋雨,有些人则长于写小品文,如贾平凹,这大概是写作定律,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一己之长,便不足为憾了。毕竟,像《水经注》这样,合起来是一本大书,拆开来又是一篇篇上佳小品的作品,放在一部厚厚的文学史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注释:

[1]周作人:《燕知草跋》,《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序跋文》,第123—12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王统照:《纯散文》,载《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三号,1923年6月21日。引自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3]孙绍振:《当代智性散文的局限和南帆的突破》,《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4]这是南帆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散文家”时由我撰写的授奖辞,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5][7][9][10]南帆:《辛亥年的枪声》,第18—19页、第27页、第81—83页、第10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

[6]参见《历史哲学的多元取向》一章,[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8]这点在南帆的《叩访感觉》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显著,该书由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

[11]朱光潜:《论小品文》,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第22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12]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7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3] 梁实秋:《论散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八号,1928年10月10日。引自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3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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