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回溯--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9-09-25

乌托邦叙事意味着历史、现实、未来三者并置。从时间维度看,是在历史中搜寻规律或者动力,把未来设想叠加在现实生活之上;从哲学维度看,是把个人从被奴役的状态解放出来,获得本质意义上的自由。

建构一个理想并不难,难的是这个理想能够被认同和接受。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无论是作为理想的一部分,从已有的世界生长出来,还是作为崭新的事物被人类创造出来。我们经历的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分离,在民族性和世界性面前,在文化自我和文化他者面前,有时候自我认同危机才是最根本的。人类始终在强化偏见、修正偏见和制造偏见中曲折向前。面对现实苦难,理想未来和人性困境,信仰,已经成为一种特别不容易表达的话题。历史本身是否具有现实超越性,不仅值得作家们深思,也是我们共同的忧念。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成就如何,从不同角度看,可以得出不同结论。在表现社会生活和历史思考的深广度,以及艺术探索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方面,有诸多值得总结之处。另外,如何看待每年几千上万部的产量,当代长篇小说如何经典化,如何评价其思想和艺术的局限,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话题。本文仅以乌托邦叙事为视点,大致梳理勾勒当代中国文学70年长篇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轨迹,重点是基于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思考。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底色是乌托邦主义。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叙事中的乌托邦建构,与政治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并不完全等同。这种反复强化的叙事里,既有文化传承与新变,文化融合与碰撞,也不乏现实观察之下的理想化、浪漫化表达。在《转型时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兴起》中,张灏谈到:乌托邦思想兴起的背景是转型时代的两个语境:“一、双重危机:传统政治秩序解体的危机与文化基本取向脱序危机;二、传统思想的嬗变与西方文化流入的互动。乌托邦思想在这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两型:软型与硬型。前者以康有为与胡适为代表,后者以谭嗣同、刘师培与李大钊为代表。”(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269页。)追溯中西方乌托邦主义思想起源、演进轨迹、意义局限的文章数量众多,这里不做赘述。我关注的是乌托邦主义影响到了哪些当代作家,在他们笔下呈现为怎样的形态,这些不同形态的乌托邦思想支点是什么,对于文学审美,包括当代文学观念嬗变意味着什么。

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乌托邦情结。新文学作家的乌托邦思想主要源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描述,西方启蒙运动提供的理性王国蓝图,以及人的可完善性与社会不断进步的终极信念。这里面当然不乏进化论的影响,天下大同的愿景,对于作家来说,还包含了文人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现代意识是一个持续渐进发展的认识范畴,不是一个静态的一劳永逸的概念,所以关于现代性的表述,不同学者,不同时期的观点,也是我们认识特定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一个视角。现代性之中包含着人的自我觉醒、追求、修正和完成。主体性建构的基础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为理想人格,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引导,就成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一蓝图是具有超越性的,因为固守人性,并且建立在理想社会基础之上,因而具有了对抗异化的可能和动力。

作家对宏大叙事的完成取决于历史感。有研究者把诺贝尔文学奖部分获奖作家,和同样杰出但是没有获奖的一些作家并置在一起加以研究分析,发现二者的区别是,获奖作家更关注历史和社会问题,而未获奖的作家普遍缺乏宏大深刻的历史感。这种抽样当然有着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因为获奖作家中不乏反宏大叙事者。宏大叙事的历史感主要体现为叙事的纵深感和俯瞰度。历史上的重大冲突意味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经历的转折点,细小的或巨大的,表象的或深层的,可见的或隐形的,作家在讲述个人、民族、家国故事时,不可能忽略这些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改变过无数人的命运,作家作为参与者也可能见证了社会巨变和历史的生成。

乌托邦叙事意味着历史、现实、未来三者并置。从时间维度看,是在历史中搜寻规律或者动力,把未来设想叠加在现实生活之上;从哲学维度看,是把个人从被奴役的状态解放出来,获得本质意义上的自由。陶渊明的“桃花源”、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有意大利作家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02年)、法国作家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1848年)、以及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1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1623年)、中国现代作家徐訏的《荒谬的英吉利海峡》,都表达了相近的社会理想。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村从“互助合作”开始,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几个阶段,最终建成“人民公社”。这一历史过程即“农业合作化”。合作化是整合乡村生产的手段,公有制是对私有制的改造,最终目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乌托邦叙事起点是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这几部长篇小说都是合作化题材,几位作家的社会主义乡土乌托邦想象,对于我们去理解那一段历史中具体的乡村生态、历史构成和几代人的心路历程,是有参照价值的。赵树理《三里湾》强调礼俗社会,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中国故事,体现了乡村经验的自足性和稳定性,乡土中国、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理想三体合一;不过,赵树理对绝对乌托邦始终心存疑虑,他始终是现实主义的,对其小说文本中的思想裂隙已有研究者详细论及,这里不再展开。

当代乌托邦小说代表作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中,乌托邦是王观澄创建的花家舍桃花源;《山河入梦》中,乌托邦是郭从年建立的花家舍人民公社;《春尽江南》中,声色犬马的花家舍成为反乌托邦之地,而精神病院作为自我救赎的栖身之所,回归了自然。《人面桃花》中,花家舍这一世外桃源征用的思想资源是中西合流的,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的隐逸避世,也包含近代西方的革命救世。最终的失败包含着文化意义上的反思,传统照搬和革命移植都难以获得成功。《山河入梦》中,花家舍已经脱离了古典中国的桃花源理想,成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大同理想,谭功达试图打造科学理想国,郭从年的人民公社是民主试验田,制度完备,衣食无忧,秩序井然,只不过安居乐业背后,是极端的控制和监视,这一“心灵集中营”同样以隐形极权主义走到了大同乌托邦的反面。乌托邦理想其实是针对人类既有社会模式的不足,设想出来的理想社会形态。既是整体性的实现,同时也指向个体价值的实现。《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的失败,是格非对乌托邦主义的反思,他给出的解决路径是个体情感共同体,这是人类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和精神纽带,是内发自生的,也更易于自我修复。然而,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现实与终极目标的追问,却并不会因为个体情感共同体的确立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虽然身处其中的人并不了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真实处境;或者主人公很清楚自己的共产主义实验,在花家舍这样的世外桃源打造无差别的生存理想,并不意味着历史阴影可以远离现实,而使现实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真正解放。当代的写作者其实是满怀困惑的,如何阐释虚构的理想国,如何在情感共同体中,复刻或者剥离出来一个信仰共同体,这真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复杂问题。

张炜的《古船》《外省书》《九月寓言》《能不忆蜀葵》,主线都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忧患。包括价值焦虑,精神固守,诗意的田园理想国,生命的高原,野地的激情,在反思现代性的潮流中独树一帜。而现代性追求,在《独药师》中有着更为复调的表达。季府是旧王朝,是独立王国,是个人自我救赎的堡垒。风雨如晦,枪炮隆隆,交织成近现代中国的安魂曲。虚伪的理想主义与残酷的现实社会人生对立,庸俗的功利主义不断侵蚀脆弱的理想和信仰,季昨非面对的困境,也是当下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长篇小说中的精神乌托邦以及文化乌托邦建构,基本可以看成是精英知识分子带有浓重乡愁的终极关怀。张炜的思想者姿态里,有着精神高标的追求。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贯穿着矛盾复杂的启蒙者自我怀疑。一方面是怀有终极理想的启蒙坚守,一方面是对乌托邦叙事自身的质疑、拒斥和拆解。

当代乌托邦叙事大都表现为反乌托邦意识。反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动力是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推动,还是现代性的内在反思?早期乌托邦思想证明人类经由理性可以摆脱依赖幻觉,而主动选择适合发展的明确路径。直面社会弊端,试图建构超越性的人类愿景,解决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机,乌托邦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范式,对社会形态的重新建构,包含着系统的社会发展道路设计、运行机制及文化理想。最终思想落点大都是对绝对理想的反思和批判,至于能否借此实现灵魂净化和精神升华,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反乌托邦主义小说的主旨是物质富足背景下的精神控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扎米亚京的《我们》,以及大量科幻小说对未来世界的描绘。科幻乌托邦、女权主义乌托邦和生态乌托邦都是危机意识的产物。而如何应对这些危机,人类显然还没有成熟的方案。

阎连科《受活》、贾平凹《带灯》、莫言《丰乳肥臀》、陈应松《猎人峰》等作品揭示的都是乡土乌托邦理想的幻灭。《受活》表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异化,荒谬感,混乱无序的真实,是乡土乌托邦理想无力对抗现实世界的挽歌和绝唱。建构一个理想并不难,难的是这个理想能够被认同和接受。我们总是试图让自己相信并不存在的东西,无论是作为理想的一部分,从已有的世界生长出来,还是作为崭新的事物被人类创造出来。我们经历的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分离,在民族性和世界性面前,在文化自我和文化他者面前,有时候自我认同危机才是最根本的。人类始终在强化偏见、修正偏见和制造偏见中曲折向前。面对现实苦难,理想未来和人性困境,信仰,已经成为一种特别不容易表达的话题。历史本身是否具有现实超越性,不仅值得作家们深思,也是我们共同的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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