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书《扯票》:谎言太小,世界太大--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9-09-24

此前我对于刘荣书的创作并未特别关注,然而一旦开始关注,就发现他的存在非比寻常。仅自然抵达我的视野的阅读而言,最近就有他的中篇小说《雪人》(《江南》2019年第4期)和《虚拟爱情》(《福建文学》2019年第7期),这算不算是一种当红的佐证?当然,我重点关注的还是他这个中篇小说《扯票》。

扯票,在冀东方言里是撒谎的意思,文学化一点表达,也可以说是:虚构。其实从广义上来说,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扯票。小说中这个颇具扯票才华的聪明的小丫头,就基本具备了一个非专业的生活小说家的雏形。然而生活终究不是小说,小说可以任由小说家去创作,正如刘荣书在创作谈《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中所言:“我自由地建构我的世界,我的王国。修筑我的城堡,我的家园。我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我有改变他人命运的权力,也能让一个人深陷绝望时,让他看到前路的光明……”生活本身却由不得人去创作,在现实既定的限制之中,人对生活自由创作的可能性很小,而人终其一生顽强地活着,不过就是在争取那一点点可能性。

虽然现在有一个说法:作家太多的才华用在了写创作谈上,但我还是要把刘荣书的这篇创作谈《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所给予我的触动,不折不扣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对于我理解《扯票》这篇小说很重要。我曾经不明白,刘荣书为什么一定要用“扯票”这种有局限的方言?读了这篇创作谈,我明白了,因为他一直“蜗居在村子里”,做着一个从隐秘到无法隐秘的写作者。“扯票”这一词汇所传达出来的,就是他的文学肌理本身,就是他的文学地气,他很难把来自村里的小丫头的“扯票”命名为“撒谎”,那会让他感到陌生和异样,会隔绝他与小丫头之间的心气相通。刘荣书甚至没有给小丫头一个名字,我想这是有意为之,她已经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女孩,而是已然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而又进入不了城市的所有女孩的缩影。

小女孩有点可笑又有点可爱的扯票,是为了满足一个孩子“得到一颗糖吃”的愿望,这天真幼稚的试炼,如同她向生活的索取,之所以总能够得到满足,是因为有一个“爷爷”在托底。然而,“爷爷”并不总是存在的,并非“四海之内皆爷爷”。其实,小姑娘和爷爷这样的一对存在,本身就是令人揪心的,即便温暖,也带有脆弱的暂时性。如果说“爷爷”是一个古老的黄天厚土血肉亲情的隐喻性存在,“父亲”和“继母”则是离开土地的农民被城市冲刷洗牌后的隐喻性存在,“母亲”则直接不存在了。爷爷逝去之后,接管小丫头的是住在城中村的父亲和继母。城中村是一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符号,它是一个既非城又非村的蝙蝠一样的存在,是一个“奈何桥”般的无奈的过渡,向上向下皆难兼容,无法定义也无法定性,只能尴尬地存在于模糊地带。

这个机灵的小丫头既然已经来到城中村,触摸到“城”的边界,就必然要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城”;她凭着自己良好的记忆和自学识得的几个字,一点点走出城中村,走进“城”。小丫头对于“城”的隐秘探索,让我想到刘荣书的写作行为本身。写作既是他向外面的世界伸出的触须,也是他与虚构世界之间的一条暗道,他由此而确认自我的存在。打通了“彼岸”的“此在”,才是真正的存在。然而,他在村子里写作的行为,如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在村子里刷牙,毫无疑问地遭到群嘲。任何超越村庄层面的追求,都会被视为村庄的异端,作为异端的个体的自尊,必然要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围剿。他的写作成了一种“暗疾”,一种对自身的“间接的伤害”,只能为他带来“隐秘的羞愧”。写作本身就够沉重的了,还要额外地去突围那些裹挟着自身的庸常与狭隘,这样的存在定然不会轻松。只有“泯然众人矣”,才能活得轻松,为此,刘荣书一度放弃写作,过上了一个正常的乡下青年的生活,结婚、生子、喝酒、赌博、滋事,“活得比周围任何一个人都要正常”。然而,“时不时地,某种孤独与颓废的情绪会像幽灵一样控制了我。”他终究是要宿命一般地回到文学。如果脱卸压力使人更加沉重,那就不如勇敢承受。刘荣书的写作是可敬的。再次回到写作的刘荣书,“始终处在一种封闭游离的状态中”。作为一个唯恐被嘲弄的写作者,在幽闭中穿行于小说世界的心态与状态,与小丫头由城中村向外探索的身影是重合的,俨然往返于暗道的路径也是一致的,小心翼翼又野心勃勃,好奇的试探与迷途的恐惧杂糅。刘荣书在书写小丫头的越走越远时,有着极大的耐心与张力,既抑制又放任,那是他的某种生命体验的间接代入。

哪怕是一棵野草,也有向着世界伸展的欲望,小丫头那一点点延长的对“城”的探索,是再自然不过的共通人性,算不上贪婪。然而,一次被继母责打的屈,既偶然又必然地把她的欲望膨大起来,使她扯了大大的一票,使她的离家出走变成了变相的被拐。这一次,她不仅没有逃离“城中村”而进入“城”,反而进入了连“城中村”都不如的垃圾村。这时候,小丫头不光想起乡下温暖的爷爷如契诃夫笔下的凡卡对爷爷的思念,就连父亲甚至继母和弟弟,在她心里也是温暖的了,但她的信息已经无法抵达他们,如同凡卡的信无法寄达“乡下爷爷”。

走出这个垃圾村,回到原来的城中村,她用了三年的时间,而这两处的距离不过六公里。刘荣书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一个猝不及防的逆转,往往令人瞠目结舌。荒诞的背后,呈现的是深刻的本质。小丫头倏忽之间被好人带走,这意味着什么?相信每个人读到这里,都会为她命运的擢升过于容易而有所怀疑。此处,我们来自生活的经验论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命运的推进终将证明,小丫头并没有拔出自己的根。她不仅没有追上城市,反而又落到了城中村的后面。

看起来,是小姑娘的扯票使她陷入了困境,然而,城市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它诱惑你跳起来,以为会抓住它,结果却使你跌到了更低处。它给你生活在它怀抱里的假象,然而,城中村的真相却是:在城中,属性依然是村;失去了村的自然属性,又无能上升为城。城与村,近在咫尺,甚至看起来融为一体,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鸿沟远比看上去巨大,大到令人绝望,而且,渴望越深,绝望越深。那貌似不存在而又有霄壤之别的落差,比显而易见的落差给人更大的伤害和悲凉感。她在城市的迷宫里绕来绕去,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归属。城与村之间,尚有可能构成一个“围城效应”: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小丫头就是如此,渴望城市,但有一天来到城市,又怀念起村子的人情与美。但城与“城中村”之间,却连“围城效应”都不可能,她并未真正进入“城”(围城),更谈不到想出来了。她甚至未曾穿越城市,只是从边缘堕入更边缘,从底层堕入更底层。

走不出去的命运魔圈又把小丫头送回了原地,人好像磨道里的驴,怎么走都是在原地打转。安殿荣在《刘荣书的小说王国》(《时代文学》2017年第11期)一文中写,刘荣书小说一个比较突出的叙事策略是原点式书写,即在经历了波折的故事之后,主人公们重新回到生活出发的某个原点……确实,《扯票》就是刘荣书的又一次原点式书写。不过,这一次,连原地都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因为她的失踪,继母带着弟弟离去了,家不存在了,父亲也老了。此刻只感到团聚就好的父女二人,选择了离开城中村。台湾电影《鲁冰花》中,一只小小的茶虫,在茶农的儿子古阿明眼里,却是那么巨大!他画出来的茶虫,有着邪恶的眼神,恶魔一般的摧毁力跃然纸上。因为,茶虫可以吃掉他家赖以为生的茶叶,那就意味着吃掉了他的书本、画笔,乃至吞噬了他整个的生活。画中的茶虫,就是他内心感受的放大性呈现。城中村与城之间,似乎无缝对接,然而那看不见的鸿沟之巨,在小丫头这三年、六公里的感受中,想必亦如不寒而栗的深渊,所以,她和父亲选择离开。可是,他们将去往哪里?何处是他们的家?小说没有指明去路,只说可能回到了老家,但那“从此过上了幸福而稳定的生活”的童话故事的反讽,显然又是在否定“回到老家就找到幸福”的可能性。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小丫头——作家也只能徒然一问。

小丫头及其家庭的问题,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城乡之别,贫富之差,比族群与地域差别更加触目惊心。阶层固化的当下,底层如何突围?这是一个用小说回答不了的问题。小说只是带着悲悯去体察和揭示,寻求关切的目光,吁请探讨解决之道。与其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来虚假抚慰,不如像梁漱溟那样去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托尔斯泰那一代巨匠之批判现实主义,往往亦未指出方向,未解决往何处去的问题,他们有时将宗教奉为精神上的去路,那仍然不是现实去路。

小丫头的谎言太小,世界的谎言太大,谁在对谁扯票?小丫头的谎言是感性而柔软的,世界的谎言却是客观而坚硬的。面对坚硬的现实,文学何为?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闭上眼睛写作也很容易,闭上眼睛沉溺于歌舞升平更容易,然而,如果没有摸黑前行的勇气,作家何以称为社会的良心?鲁迅曾经提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同样,批判现实主义不能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是的,心灵鸡汤灌溉不了现实的贫瘠,批判现实主义理应成为对“岁月静好”型创作的合理补充。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罗曼·罗兰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以理想为出发点,所以充满激情。而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是肩着黑暗闸门的悲壮担当,注定不可能飞扬。刘荣书属于后者。经不起世俗价值评判的写作不能“给边缘写作者带来尊严”,就连“作家”的称谓都相当于一个笑柄和绰号,这种体验使刘荣书“在生活中潜伏下来,以一种悲观的、怀疑和逼视的态度,揣测并窥伺着我周遭的世界”,换言之,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刘荣书导向了批判现实主义之途。对于自己文学尊严的卫护,使刘荣书更在意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与文学的尊严在他是一体的,而批判正是为了使尊严成为可能。刘荣书的小说经常渗透着一种压抑感,那不是感同身受,而是直接源于自身的压抑感。他是以一种防御性的自尊守卫着自己的写作,守卫着文学的尊严,所以,他对文学没有任何玩味之态,也无意于炫技。

在压抑与羞辱感之中对文学的坚守,“让我与外部世界有了间接的沟通与联系,从而具备了审视的目光,敌对的情绪,以及怀疑的能力”——这就是刘荣书批判现实主义的发生和内核。宿命亦是使命,注定要走在文学的路上,刘荣书就无法放弃批判的使命。“写作换不来局外人对你的尊重”,然而,你还是要为那些“局外人”发声,就是这样悖谬。鲁迅那些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启蒙作品,绝大多数需要被启蒙的“国民”恰恰是不会去看的。文学的处境从来如此。

小说不能代替生活,然而小说又确乎是生活。作家在现实面前没有装聋作哑的权利,文学必须担起负重前行的责任。刘荣书批判的力度也是柔中带刚的,那是一种谨慎绵柔、悲悯体恤的看似无力的贴地飞行。刘荣书的批判又是彻底的,《扯票》中,他写城乡结合部困窘的底层生存,并不试图去打捞,而是任其沉沦到底,这是一种批判的完成。未必只有纵横开阖大气磅礴才是道义担当,以作家的个体之力承担起自己那一份,面对时代的庞大身躯,直视凋残,不避卑微,这就是勇力。

把生命自由的空间拓宽一点点,都像蚍蜉撼树一样艰难,都需要付出被生活“扯票”的代价,但人终究还是要去尝试,要往前走。我们还是愿意以慈悲,以爱意,去祝福那个爱扯票的小丫头。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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