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几个关键词--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9-09-23

上世纪80年代初,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复出文坛。其后的30余年时间里,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长于里下河的作家,携其“里下河式书写”相继登上文坛。众多优秀作品先后问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全国重要文学奖项,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逐渐形成一个成长中的“里下河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具有身份、经验、文化的共生性,从而使得其美学风格呈现出某种共同特征。本文选取几组关键词作初步阐述。

水意与诗意

“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在人们的长期生产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与“水”难分难解的文化品格,它细腻、温婉、节制、冲淡。文学评论家何向阳说:“里下河作为南北文化的中间地带,的确有着与北方风骨、南方风情不同的风韵,从而成就了它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不卑不亢与达观从容。”

“水”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水”的色彩,水乡风情,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文本中几乎随处可见。水,不仅构成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亦成为影响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汪曾祺所言:“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国外有研究者认为,汪曾祺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大淖记事》以“水”开篇,《受戒》的经典结尾即为里下河水乡风光的优美抒写。

不难发现,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蕴含着大量水乡特色元素,比如鲜活的水产、临水而建的栖身之所等等。作品中的人物亦似乎终日做着水乡的营生:取鱼摸虾、摘藕采莲、挑箩把担、养鸭牧鹅,不一而足。刘仁前的《香河》便是用优美的笔触,细腻描述了清灵的里下河之水,作品中弥漫着氤氲的水汽,被文学评论家王干称之为“盛满水意和诗意的土地”。

水也让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温情、诗意的日常生活。汪曾祺曾设想一种“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文学图景,其特征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美、喜剧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汪曾祺把文学当作作者与读者之间“谈谈生活”,是日常生活情趣的回味与发掘。正是因为秉持这样一种美学理想与原则,先生笔下的里下河日常生活,蕴含着诗般的美感。同样,受汪曾祺的影响,里下河的诸多作家也习惯于以回忆性的、诗意的叙述语调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曹文轩的《甜橙树》、鲁敏的《逝者的恩泽》、沙黑的《街民》、庞余亮的《出嫁时你哭不哭》、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元红》等作品注重表现里下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注重书写生活表象之下的温情与诗意。这些都表明一种温情、诗意的“日常生活”叙事法则,已经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发芽生长。

温润与温暖

受水文化的影响,温润构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底色。汪曾祺的代表作《大淖记事》《受戒》、毕飞宇的《平原》《玉米》,费振钟、王干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曹文轩的《草房子》、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刘春龙《垛上》等,各种温润的水乡情致融化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灵魂背景里。

这种温润尤其表现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胡石言的《秋雪湖之恋》中,心地善良却被公社掌权人物欺凌的芦花,意外地与驻扎在秋雪湖边的饲养班的战士们发生了一段不解之缘。夏坚勇的《秋韵》中,边收晚稻边等待丈夫的杨子在暖融融的阳光和新鲜的稻谷旁,散发出秋日明净而芬芳的韵味。毕飞宇在《玉米》中,塑造了权力倾轧之下奋力抗争自身命运的玉米,正是这些敢爱敢恨又如水般充满灵气的女性让小说温润灵动起来。

里下河质朴的乡土特色表现在作家作品上,还体现出一种温暖的乡土精神。在这种乡土精神的强大支撑下,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在其作品中苦难、痛苦的色彩较为疏淡,其中所蕴含的人与土地之间古朴悠远的温暖情感更弥足珍贵。正如文学评论家汪政所言:“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具有娴熟的表现农耕文明的经验”。曹文轩、毕飞宇等作家小说中对于土地、耕作的描写极为细致;罗望子、王大进、李明官等人的作品对于劳动场景的描写,温暖生动、如在目前。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笔下,劳动不是苦役,而是愉快的创造,他们经由劳动确认了自身的本质力量与存在价值。

其次,这种温暖还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体现出平民主义生活美学。汪曾祺的《故里三陈》《岁寒三友》等大量短篇小说,几乎都是描写里下河三教九流、引车卖浆者。毕飞宇的《平原》虽然将故事背景置于苏北平原,但所写的大抵是里下河小村落的乡民。沙黑的《街民》描写了众多布衣小民,可以说是一部小人物词典。综合观察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品,我们几乎看不到宏大的事物,而是注重表现人间的“小温”,描写里下河生活中最寻常的喜怒哀乐。他们把这种喜怒哀乐融化在对里下河风俗的描摹中,人、事、物都成为风俗的一部分,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正如文学评论家丁帆所言:“里下河集聚了一批风格相同、志趣相投的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反映这个地区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的作品”。汪曾祺被赞誉为“风俗画”作家。刘仁前的《香河》被誉为“里下河风俗的全息图”。即便毕飞宇、曹文轩、鲁敏离开里下河多年,但他们对里下河风俗的描写,依然充满温暖动人的力量。

悲悯与叩问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深厚的悲悯精神,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汪曾祺的《岁寒三友》《故里三陈》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曹文轩用儿童的视角打量人性中的真善美,将里下河质朴的人情浸润在小说中,构建起贫穷却充满温情色彩的“油麻地”。毕飞宇的《楚水》《平原》等作品,用细腻的笔触勾画了里下河乡村地域文化背景下人的生存状况,虽有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个体心灵自身的压抑与折磨,但忧伤里依旧充满温暖。朱辉《七层宝塔》中的阿虎,初读时感觉他像是乡土和城市文明交融下的一个“怪胎”,再看却感到几分可爱,他的冷漠和无畏其实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他的温情和善良却依然是传统文化和乡土世界滋养出的理想之光。刘仁前的《浮城》《残月》关注外部世界入侵水乡后人性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但是这种“直面”和“揭露”依然张弛有度,没有刻意进行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悲悯精神的再现。

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们的内心也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从前传统的乡土经验,在遭遇一种陌生的城乡变革经验的时候,难免产生不适感、甚至反感。比如,土地的流转与流失、城市化与乡村规模化经营、乡村道德伦理式微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与人性的挣扎、心灵创伤等内在的焦灼,依然纠结于当下的乡村社会。面对乡村新的躁动,传统价值观念遭遇新的挑战。朱辉的《七层宝塔》反映了在当下社会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中,乡民面对现实的茫然和无奈的抉择。城乡巨变之下,人们的陌生感也在加剧,这是不可抗拒的现实。朱辉正是把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冷的、暖的细细地剥开来给大家看,这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悲悯。在刘仁前的《浮城》中,对乡村政治、权力等现实问题进行了集中的书写和揭露。到了《残月》,则完全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没有了《香河》中“田园牧歌”的抒写,也没有《浮城》中对政治生态的某种期许,而是让小说主人公进入了娱乐圈,成为一名演艺经理人。刘仁前想要展示的是当下城市商业大潮中的社会生态,“香河村”的后人们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尘世中演绎的残缺人生。

不得不说,里下河许多作家在回望从前的时候,感觉更得心应手,因为回望相对容易一些,而从前的经验,在遭遇现实的特别是城市、小城镇经验进入的时候,内心难免有所不安。批判与妥协、舍弃与眷恋、多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其把握与拿捏的“度”,相对而言变得困难。就今后的创作而言,里下河的作家们还需要深入了解、研究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而作出自己相对理性的价值判断。正如文学评论家何平所言:“里下河文学流派不能只是在文学内部封闭的命名和‘传统再造’,而应该是主动积极的‘文学空间的生产’。”“城”与“乡”不应该完全对立起来,不应该一味表现孰好孰劣、孰轻孰重,而是应该保有小说家的责任与良知,不是在乡村的表象上停留,而且有意识地向乡村地域文化的延续与变迁、乡村伦理的重建等纵深领域拓展,既有对传统的追溯、自我的发掘,也在重估历史、构建新的乡村现实,这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新的创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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